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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人物 余東旋





1.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香港十大名牌之一『余仁生』,不要以為這間中葯店是由一位叫余仁生的人所開創,真正的創辦人叫余廣培。
 
余廣培家族成員中,最廣為人知的是將他的事業發揚光大的兒子余東旋;另余東旋兒子余經緯為香港無視電視創辦人之一;鮮為人知的則是余東旋的堂弟余東雄為黃花崗72烈士之一。
 
"余廣培去馬來亞發展"
 
余家源於江西,余廣培父親余鶴松 (1822 – 1886) 為家中獨子,13歲便因家貧而綴學,改學風水,後來當上風水師,闖出了名堂。那個年代『江西地師』甚為有名,廣東富商流行聘請他們南下尋找風水穴。
 
一次余鶴松應邀南下,到佛山與南海之間的潯峰一帶尋找風水穴,找到一個『風吹羅帶』穴,喻意子孫可憑醫藥、占卜事業致富。但廣東富商最後聽了一廣東風水師的意見,選了另一吉穴,將那『風吹羅帶』穴讓了給余鶴松。
 
余鶴松回江西後,於1861年將祖父余有鳳的骸骨遷到潯峰這個吉穴,並舉家遷居佛山。
 
余鶴松1852年結婚,1853年余廣培在江西出生。當時太平軍興起,局勢動盪,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很多人出洋謀生;而余鶴松又經過風水算命推算,認為他的兒子要到南洋去才有出頭機會,於是於余廣培24歲那年 (1876年9月),將他連

同媳婦梁氏 (Leong Lay Yong) 和余廣培弟弟余廣進送離家鄉,去馬來亞檳城尋找商機。余廣培等自行負擔去南洋的旅費,並非被人『賣豬仔』。他隨身帶去一批中藥,以及家族世代相傳的中藥知識。

 
 
(上圖:余廣培)
 
這時的檳城是英國殖民地,1867年蘇伊士運河開通,歐洲至遠東的水路運輸線大大縮短,檳城扼守馬六甲海峽航道,並且是通往盛產錫的州份門戶,其戰略和經濟價值忽然大升。
 
余廣培去到檳城並非孤立無援,那裡有不少商家以前曾找過他父親看風水,這時樂意照顧這位世侄。但他起初的發展並不順利。他先在一間布匹店工作,3個月後還成為該店的股東。此外他還開了一間麵包店。

可是,8個月後因為被人惡意中傷,被迫退出布匹店,連麵包店也要關閉,令他損失不菲。

1878年8月,他在一間雜貨店找到一份店員工作。
 
1877年他妻子誕下兒子,取名『東旋』。在兒子4歲 (1881年) 的時候,父親余鶴松患上喉癌,余廣培帶兒子和妻子回佛山探望父親。他在佛山逗留了兩個月後便獨自回到檳城,留下妻兒在家鄉。
 
他回檳城途中在香港逗留了一段時間,就在此時他娶了一位比他年輕4歲、姓文的女士 (洋名Mun Woon Chang),他們二人約於1880年在馬來亞近打谷買賣土地時認識。
 
這位懂得英文的妻子對余廣培的事業十分重要,因為她娘家跟峇峇人家族 (即華人與馬拉人的混血兒) 有密切關係 ,而峇峇人則得到英國統治者重用,在英屬馬來半島很有勢力。
 
"包稅權帶來第一桶金"
 
余廣培1876年來到馬來亞時,英國人剛好平定了馬來半島西岸霹靂州 (Perak) 蘇丹的反抗 (史上稱為the Perak War),重新控制了這個礦藏豐富的州份。
 
余廣培於1881年從佛山回到馬來亞後,即以『余廣』的名義,與友人合作參與競投霹靂州的錫礦開採權,以及鴉片、酒精、賭博和典當等的包稅權。
 
所謂『包稅』 (tax farming),即是代某區向政府先付一段時間內應付的稅 (稱為『租』,英文為rent),而後向該區收取比原本的稅款更多的款項或貨品。
 
原來自1870年代開始,英國人擔心得到法國支持的暹羅入侵馬來半島與其接壤的一些州份,為更好地控制那些那時還很落後的地方,便將當地錫礦的開採權以及包稅權公開拍賣,藉以引入私人資金和管理。
 
英國人心目中最希望華人移民取得包稅權,因為只有他們才有足夠的組織、知識和資金去做包稅、開礦和開辦雜貨店等業務。
 
結果余廣培在親友及老闆借錢相助之下,於1882年投得霹靂州首府怡保以南20公里的一個礦業中心霧邊 (Gopeng) 的包稅權,為期3年,他預算可以賺取數千元。此後他與生意伙伴還投得另外幾處地方的包稅權。
 
"開採鍚礦"
 
那時包稅權與錫礦開採權是一併批出的,余廣培於是亦涉足採錫礦業。霹靂州是一個盛產錫的州份,其所在的近打谷 ( Kinta Valley) 是世界上錫蘊藏量最多的地方 。

錫這種金屬可以用來做合金、又可作為其他金屬的防鏽塗層,而最重要的是可以用來做罐頭。由於罐頭食品在19世紀大行其道,對錫的需求甚殷。英國的錫礦於世紀中葉時經已衰竭,

為滿足國內對錫的需求,英國政府於1852取消對錫的進口稅,開始從外國大量入口,令錫價於1870年代颷升至高峰;那時馬來亞是世界第4大產錫的地方。
 
這時,中國人引入較先進的開礦技術,提升了馬來亞錫礦的產量,加上英國人在那裡建築鐵路連接檳城,以便輸出錫磚,令馬來亞的錫出口量於1880年代大幅增加,成為世界最大的錫產地。
 
產量大增,價錢自然回落。余廣培於1882年投得採錫權時,錫價已由1871年高峰期的140元 一磅 ,跌至90多元;余廣培承認,採錫已無甚利潤 。但他不介意,因為他的主要收入來自包稅而非採礦,

其次是在錫礦區開辦雜貨店。雜貨店顧客對象是屬下的礦工,其中絶大部分是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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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豬仔華工"
 
1820年代起,採礦業已成為霹靂州的經濟命脈,發達的採礦業需要大量人手,中國正好提供大量廉價勞工。
 
1842年鴉片戰爭後,由於五口通商,外國的工業產品湧進中國,質高價廉的工業產品,排斥了中國傳統的家庭副業和手工業,使大量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失去生計。
 
而1850年代爆發的太平天國之亂 、兩廣『洪兵』之亂和 廣東土客大械鬥,到了1860年代,東南地區滿目瘡痍,農村生活更加艱難 。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天津條約更把『豬仔』貿易合法化。
 
原本嚴禁人民出海的清政府,至19世紀中葉已放鬆海禁,加上蒸汽船的逐漸普及令乘船到國外更加方便,因而造就大批華工到海外謀生,其中很多去了霹靂州錫礦工作。
 
他們去馬來亞都是經過中介機構,這些機構會派人去到華南沿海的鄉鎮,向鄉民說到南洋工作可以賺大錢,而且只需坐20 – 30天船便可達。
 
那時香港是『出口』苦力的中心,因為香港對人民没有出境限制,加上英美商船雲集於此,航運甚為便利。那此華工自己拿得出旅費的,去到馬來亞便是自由身,没有足夠『水腳』的,

便成為『欠債勞工』,去到馬來亞便會在檳城、新加坡等『賣豬仔中心』被『賣』給礦場主人,礦場主人會向中介機構墊付一切費用,而那位『豬仔』便要為讓礦埸工作直至還清債務為止。
 
有些『豬仔』甚至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被人拐賣,被關在擁擠不堪的『豬仔館』,等候遠洋船期。航行期間,他們被囚於艙底,飲水和食物不足,空氣污濁,缺醫少藥,雖然去東南亞的死亡率應該没有去美洲的那麼高,

但南洋『豬仔』的遭遇也甚為可憐。在19世紀末,單在霹靂州一地的這種所謂『契約華工』,就有約8萬人。(這種豬仔制度至1914年英屬馬來聯邦政府宣佈廢止才結束。)
 
錫礦工人的薪金並非以現金支付,他們每人都有個戶口,薪酬是以記帳形式,記在他們名下,而他們在礦場區內一切開支,特別是賭博、飲酒和吸食鴉片,

當然還有購買日常用品、中葯的費用,都從戶口中扣除.如果華工不能自制,沉迷於賭博、酗酒、抽鴉片等,可能很久都無法『贖身』。


 
 (上圖:霧邊附近金寶鎮 (Kampar) 的錫礦)
 
"向礦工賣中藥"
 
一般說法都指余廣培最初之所以開始賣中葯,是因為看到礦工為減輕疲勞而吸食鴉片,於是賣中葯予礦工以減輕鴉片對他們的毒害。
 
那時的錫礦都是露天礦,礦工只用簡單的工具工作,十分吃力。余廣培發現礦工都吸食鴉片以紓緩疲勞,卻不知其害處。他覺得有必要設法抵銷鴉片毒害,便嘗試以由家鄉佛山帶來的中藥給他們醫治,

效果顯著。於是,他於1879年在霧邊鎮買了一處原為煙格的地方,將之改裝,7月23日,他兒子余東旋的兩週歲生日的當天,他的第一間雜貨店兼小藥店開幕,店舖取名『仁生』,意即「仁澤眾生」。
 
余仁生官方網業稱:『當時鴉片泛濫成災,當地錫礦工人長期藉鴉片逃避艱苦工作和惡劣環境。余廣決心以中藥解救礦工,1879年在務邊開設第一家藥鋪。』
 
後來余廣培取得包稅權和採錫礦權,屬下有大批礦工需要提供物資,『仁生』便發展成為連鎖式雜貨店,賣的是一切礦工日常所需的物品,包括中葯。
 
根據當年英屬馬來亞的商業手冊,礦主除必需為礦工提供日常所需的食物、衣服、蚊帳等外,還需提供葯物和接受醫療的地方。由此可見,提供醫葯其實是礦主的責任 。
 
而那些鴉片從哪裡來的?還不是礦主提供嗎?要知道那時霹靂州還是很落後的州份,礦場更是偏遠之地,礦工所有物資供應都由取得包稅和採礦專利的礦主所包辦,包括鴉片和酒精在內。

此外,余廣培還為礦工提供典當、賭博、嫖妓等服務 (霧邊鎮成為該區的妓寨中心 )。
 
余廣培向礦工賣雜貨、中藥,以及提供那些『額外服務』,然後從人工中扣除貨價,這種以實物 (和服務) 換取勞動力的制度,令其開礦業成本減至最低,令余廣培財源廣進。
 
"余廣培壯年病逝"
 
就在生意越做越大的時候,余廣培忽患急病逝世。
 
1891年初,他續了霹靂州的包稅權,3月回到檳城後,忽然病起來,皮膚出現紅斑,情況十分嚴重,與死神搏鬥10天後,於3月24日與世長辭,時年僅38。
 
有傳聞指他因主張禁鴉片而被人在食物中下毒而死。他孫兒余義明對此說法不以為然,多年後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我不認為是下毒。他(余廣培)18歲已經時常進入森林尋找錫礦,對身體的損耗好大。」
 
"家族爭產"
 
余廣培過身後,很大多家族都無法避免的事又發生,他兩位妻子跟兩個弟弟廣進及廣德互相爭奪他的財產。
 
文氏寫信通知佛山的婆婆,指余廣培已作出三項安排:(1) 有關包稅權的一切事宜交由檳城一位頗有名望的律師Grant Mackie托管;(2) 所有家族的資金由文氏控制;(3) 一切有關余的生意事宜,均由余的生意伙伴趙東興負責料理。
 
文氏又寫信給梁氏,指余的生意正面對困難。又投訴兩位小叔不務正業,終日沉迷於嫖賭,不斷從檳城的家族店索取金錢。
 
余廣培兩位弟弟均聲稱他們有權分享兄長的財產,而兩位太太均認為應由余廣培的後嗣所承繼;至於誰是余的後嗣二人卻有不同看法。
 
梁氏當然認為是她為余廣培所生的獨子余東旋,而文氏雖然没有所出,卻在余過身後立即過繼了姐姐的女兒,以此爭取余廣培財產的繼承權。
 
梁氏原本提議將余東旋送回檳城,文氏不贊成,要求將余東旋留在佛山繼續學業。

 
(上圖:余廣培兩位夫人 - 梁氏 (左) 與文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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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余東旋回檳城"


 
 (1900年左右的余東旋)
 
余東旋生於1877年7月23日在檳城出生。原來余東旋祖父余鶴松晚年寫了五言詩一首:「有國鶴廣東,經義在其中,傳家守正道,立志可成功」,規定後人按詩順序命名,所以『鶴』字輩之後便是余廣培的『廣』字輩,

而余東旋這一輩便要承繼那個『東』字。另『余東旋』亦有人寫作『余東璇 』,其實當年余廣培為兒子起名的時候,是想他將來會衣錦還鄉,所以選了『旋』字 。當年余東旋過身後其家人在報上刊登的訃文用的亦是『旋』,

所以這裡沿用這個版本。余東旋4歲時即由父親帶回佛山祖家居住,在那裡學中文。1891年父親過身時余東旋才13歲。
 
余廣培過身後,梁氏提議讓余東旋回檳城,文氏最初不同意,但後來覺得家中需要個男人,以抗衡兩位小叔的壓力,於是,翌年 (1892年) 余東旋終於回到檳城。
 
文氏決心培育余東旋成為余廣培生意的接班人,並選擇給予他西方教育,安排他在檳城的聖方濟書院 (St Xavier’s Institution) 讀了一年書。
 
"文氏被毒死"
 
1893年,文氏帶著年僅16歲的余東旋及她的養女回佛山,原來余東旋親生母親梁氏在鄉下為他選了位妻子 (童養媳)。
 
他們告別佛山回馬來亞那天,也回了鄉的余廣培兩位弟弟為他們弄了餐餞別飯,居然在飯中下毒。余東旋和妹妹不知為何没有吃,只有文氏吃了。船開後僅幾小時,文氏即毒發身亡,兩個孩子只懂大哭,

船東可憐他們,為文氏找來一副棺木,並將船駛回佛山。余東旋那時已懂事,知道是叔父幹的好事,而且目標其實是他們兩兄妹。折返佛山後,余東旋即指控叔父下毒手,可是兇手一直逍遙法外。
 
他自小已看到中國的貧窮落後,英屬殖民地的繁華先進,這次更暴露了中國司法制度的黑暗落後,令到他對這個『祖國』感到徹底失望,雖然父親為他改名『旋』是想他有日終會回歸故鄉,

但余東旋在細媽下葬於父親墓旁後便返回馬來亞,終此一生不再回中國去。回檳城後,余東旋還未夠年齡接管父親的生意王國,余家產業由余廣培的蘇格蘭藉律師Mackie托管。
 
根據文氏遺囑的安排,余東旋由專人教導英文,並且在一位英國人校長家中寄住兩年半。期間他向這位校長學的,除了可令他成為『英國紳士』的西方禮儀習俗之外,更重要的是深切了解到英國人的心態脾性,

以及他們的社會如何運作,這對他未來的發展十分重要。1895年余東旋入讀怡保的Anglo-Chinese School,與該校校長Rev WE Horley建立密切的關係 。
 
"余東旋接手家族生意"
 
1898年余東旋21歲,達到法定的成年年齡,正式承繼父親的遺產。大家可能以為余東旋承繼了一座金山,從此一帆風順,大富大貴,但實際遠非如此。
 
余東旋發覺兩位賭徒叔父已將仁生店的現金和存貨盜用殆盡,而那些錫礦亦已再無錫可採,而以前是收入主要來源的包稅業亦已没落,而且跟本没有續牌。
 
包稅原本是余家生意最賺錢的一環。可是,英國人在批出包稅權這方面的態度漸漸有所改變。最初英人之所以批出包稅權,是想吸引華人投資邊遠地區,幫助他們的管治。

但後來西方資本在馬來半島的投資漸見踴躍,而華人以外的其他族裔 (尤其是印度) 的勞工亦越來越多,英人無須再依賴華商;之前視華商如生意伙伴,這時卻開始收回以前給予他們的權利和優惠,加強直接管治。
 
1880年代後期,英人開始將包稅區合併,令到投資包稅權需要更龐大的資金和人際網絡。他們又引進競爭,增加租金,並諸多限制,

令包稅這門生意越來越難做。事實上,在律師Mackie托管余家產業的時候,並没有更新包稅權,即余家放棄了包稅這門生意。
 
"首要任務 – 開發新礦"
 
可幸他那過繼妹妹雪中送炭,就在這困難的關頭,表示願意將自己的珠寶變賣,以資助仁生店重新入貨,以及開發新錫礦。余東旋一位舅父亦親自出力幫忙。
 
余東旋首先要做的,是開發新錫礦,因為舊的都已不管用。他和舅父每天清晨5時便坐著大象出發,到森林、荒野、沼澤地帶去尋找錫礦,他們帶去的糧食只有10多隻雞蛋,受盡日晒雨淋、蚊虰蟲咬、奔波勞碌之苦,

日落前回到店舖,晚上還要工作。但余東旋仍然咬緊牙關捱下去。1899年,余東旋的第2妻莊宋女 (譯音) 為他生下第一個兒子 (經鑄),他是個重男輕女的大男人,當然十分高興。
 
另一方面,辛勞了3年,還是未有找到錫礦,於是余東旋的財政又出現困難,幸得一些粵劇界的朋友借錢給他,令他得以渡過難關。(所以後來他對粵劇的發展大力資助,以報這時的恩德。)
 
余東旋慢慢掌握到竅門,於第3年 (1900年) 年底終於找到新錫礦,並且在其後7年內找到至少11個,而每個錫礦每年可為他賺取100百萬元 。堅持了3年,他可說苦盡甘來。
 
他成功後,便逐一向幫過他的人報恩,他拿出數萬元送給在他危難之際雪中送炭的妹妹,這是他原本答應從父親遺產中撥給她的,但因資金短缺而没有做到。

這位過繼的妹妹的丈夫梁光顯是星加坡的華民護衛司 (Chinese Protectorate),不單在星洲,在馬來亞華人社會中亦長袖善舞。這妹妹顯然承繼了母親及其家族在馬來亞的人脈網胳,與她兩夫婦的良好關係對余東旋大有好處。 


 
(上圖:余東旋霧邊公司門外)
 


 
(上圖:余東旋的霧邊府第。)
 
"改革錫礦業"
 
至19世紀末,馬來亞那些可以用簡單工具在地面開採的錫礦經已枯竭,余東旋雖然找到很多新錫礦,但這些新礦蘊藏的錫處於地下較深的地層,開採時需要新機器和技術。
 
余東旋不惜資本,於1890年代率先從澳洲引進西方機械,並採用最新的科技開採埋於地底更深層的礦藏,大大增加了產量。
 
至1908年,余東旋在霹靂州及其他州份共擁有11 – 12個錫礦,僱用約12,000礦工。而馬來半島已成為世界上產錫最多的地方。
 
可是,華人在錫礦業的優勢,在這段期間其實已開始受到歐洲同業的挑戰。1892年至1908年間,有11家在倫敦上市的歐洲採礦公司來到霹靂州和雪蘭峨州 (Selangor) 經營錫礦。
 
1912年採礦業引進斗式挖泥機 (bucket dredger),這種機械可以在沼澤地帶採用,令採錫礦區大為擴展,但這種機械價錢昂貴,僅歐洲公司才負擔得起,令到它們比華資公司更具競爭力。

原本華人錫礦的產量佔全馬來亞四份之三,歐洲礦場只位四份之一,但至1920年代時情況剛剛相反。
 
另20世紀初馬來亞政府對錫產量和出口量設限額,余東旋的應變策略是自設鑄造廠,自行生產錫制用品,制成品行銷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各地 。
 
"進軍橡膠業"
 
馬來亞政府對採錫礦業的規管越來越嚴格,錫價又不斷下跌,余東旋覺得這門生意越來越難做,另一方面,他見到橡膠業前途無限,於1890年代後期開始經營兩個橡膠園。
 
原來橡膠樹並非馬來半島的土產植物,而是原產於亞馬遜河流域。巴西人最先將橡膠用於商業用途,由1870年代起橡膠業為巴西帶來大量財富。
 
英國人於1876年將橡膠樹種子從巴西偷運出來,帶回英國試種,並將品種改良,然後將幼苗帶到馬來半島裁種。最初馬來亞農民對種橡膠樹興趣不大,直至1895年,才出現第一個橡膠園,橡膠業從此發展。
 
馬來亞的種植場出產的樹膠,比巴西從野生橡膠樹採出來的更受歡迎,因為質量較純正,而且產量穩定。馬來亞政府見橡膠價持逐上升,便將對錫礦業的支持轉移到橡膠業之上,以廉租批出橡膠園土地,同時降低橡膠稅,

以鼓勵橡膠業發展。全馬來亞橡膠園總面積於10年內大升四倍。1908年美國福特車廠開始以流水作業方式大量生產汽車,由於汽車很多配件都用橡膠制造,例如車輪、剎車系統等,令橡膠的需求激增,更加刺激橡膠生產。

投資者紛紛在馬來半島各地開橡膠園,他們從印度輸入技術勞工,改良開採技術。1910年左右馬來亞橡膠開始大量出口,令到最先開展橡膠業的巴西反而失去了大部份的市場。
 
余東旋利用開錫礦和賣中藥賺的錢投資於橡膠業,生意不斷發展,旗下各橡膠園的總面積增至283公頃。他幾乎控制了當地主要的樹膠生產,成為橡膠業巨擘。

1910年代余東旋和同樣大事投資於橡膠業的陳嘉庚成為馬來亞最富有的兩位華人。不過,無論生意做得多大,他仍然以家族生意方式經營,没有採用西方的大企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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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余仁生』增匯款服務"
 
鞏固錫礦業、進軍橡膠業之餘,余東旋還決定改革父親來馬來亞後經營的第一項生意 - 雜貨店兼中藥店。
 
他首先於1910-1911年間將店名由『仁生』改為『余仁生』,以突顯家族與該連鎖店的關係,藉以建立家族品牌。他曾受西方教育,為余仁生建立西方管理的雛型。
 
余東旋孫兒余義明表示,在辛亥革命期間,基於時局混亂,余仁生開始經兼營滙款業務,為星馬一帶的礦工及僑胞,提供較安全的滙款服務。

「當時,余仁生分別在南洋及香港設有店舖,因這個有利條件,便順勢兼營副業,從中收取小額服務費。」其實余仁生的匯款服務早於辛亥革命前已經開始,這項服務至遲於1908年已存在 。

據估計,晚清期間從華南到南洋各地謀生的華工約200萬 ,他們都需要將積蓄匯回家鄉,這門生意利潤很可觀,後來還救了余家的生意,這是後話。
 
余義明說:「顧客先到星馬的余仁生店舖存款,我們便以掛號形式,將提款單寄予香港及廣東一帶的收款人,客人可以憑提款單,在香港余仁生收錢。」
 
他說,由於「余仁生」信譽好,不少手持提款單的人,可以憑單到其他店舖購物,以提款單直接付款,而毋須先行提取款項,活像現時的現金支票一樣 。(原來這項服務今天依然存在,只是用的人已少之又少了。)
 
余仁生店由最初在霧邊和金寶兩地,逐漸申展到檳城、怡保、吉隆坡、香港和星加坡等地。其中星加坡店成立於1910年,位於星洲橋南路,而余東旋一家亦搬到星洲居住。
 
香港的 「余仁生」 於1909年 創建,並把廣州的藥廠搬到香港,總行地址就位於文咸東街 。1917年遷至上環皇后大道中 109 - 115 號 (近租庇利街) 一塊8,799平方呎的地段,樓高4層。

至1990年地皮以9,000萬港元賣給長江,余仁生店則遷往皇后大道中152-156號至今。

 
(上圖:怡保的余仁生店,建於1907年。)
 
"兼營銀行"
 
余東旋對匯款業的興趣逐漸帶引他闖進銀行業。事實上,20世紀初已有不少華商開始經營銀行業,首先是1903年粵籍資本家創辦新加坡華益銀行,此後還有四海通銀行 (1906)和華商銀行 (1912)。
 
第一次大戰期間,英國和歐洲資金紛紛退出亞洲,西方銀行這時的業務大不如前,這個政經真空為華商創造了機會。1917年華商又創辦了和豐銀行,1919年又有華南銀行出現 。
 
余東旋終於在1920年與另一位粵籍富商吳勝鵬合作創辦利華銀行,專門服務粵籍華僑。余家為銀行的大股東,相信與他們的匯款業有很大關係。這間銀行後來成為東南亞規模最大的華資銀行之一,分行遍佈於南洋各地,包括香港。
 
"社會地位崇高"
 
余家之所以成功,除了他們商業頭腦靈活之外,還因為他們做好各方面的人際關係,以及與政府的關係,逐漸積累政治資本。而隨著財富的積累,他們的社會地方亦逐漸提升。
 
1903年,余東旋向清政府買了一個官銜。他接手父業僅10年,便成為東南亞的大慈善家。他還當上反鴉片會 (Anti-Opium Society) 的副會長 (當時國際上出現反鴉片潮流)、近打谷衛生局 (Kinta Valley Sanitary Board) 成員。

1911至1920年更任馬來聯邦四州府議政局 (Federal Council of Malaya) 議員,是該局第一位華人議員,殖民地政府頒了個寶星勛章給他。
 
余東旋在英國殖民地發展,當然没有忘記『孝敬』英國這位大老闆。1911年他到歐洲遊歷了8個月,順道帶長子經鑄到英國讀書,在英期間他捐贈鉅款予英國,深得英國政府嘉許。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慷慨解囊,先於1915年6月捐了一隻戰鬥機給英國政府,後又再送出一部價值6,000鎊的坦克車。當年的軍需大臣Addison找人將坦克車畫成一張油畫,回贈予余東旋,以表謝意。

戰後英皇還頒了一個OBE勛銜給他。1940年6月他又捐出50,000元 (美金) 予英國的戰爭基金,是個人捐獻中最大的一筆。余東旋於1918年到訪香港時,亦捐了55,000元予香港大學。

 
(上圖:堂弟為黃花崗烈士)
 
余家在星馬當地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家都知道,不過其實他們對我國清末的革命亦作出了貢獻,但作出貢獻的不是余東旋,而是他的堂弟、年僅18歲的余東雄。
 
清朝末年,孫中山曾數次去到馬來亞各地,甚至深入霹靂州各城鄉礦地宣傳革命和籌募義款。1910年孫中山再到馬來亞宣揚革命思想,期間曾到訪霧邊,余東旋身為當地僑領,當然是他負責接待孫中山。

余安排孫在當地的礦工俱樂部靄樓演講,靄樓是礦工聚會消遣的會所及康樂體育會,也是務邊第一個社團,余東旋是靄樓俱樂部的發起人之一。演講之外,孫中山還在靄樓住了大約兩個晚上。
 
雖然余東旋這次接待了孫中山,但並不表示他支持孫的革命思想和活動。事實上,余東旋對以武力推翻滿清政府這個想法並不認同,他反而支持康有為的改革理念,

所以當康有為於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後逃亡馬來亞時,曾招呼他到自己家居住。另一方面,對於洪門、同盟會甚至孫中山向他募捐,他都斷然拒絶。為此,他那個1908年已加入同盟會的堂弟余東雄曾逝言要殺他,

令他多次遷居躱避。他更擔心支持孫中山的會黨分子會綁架他或他家人,以索取贖金。為自身和家人安全,他於1910年決定帶著1908年來到馬來亞與他團聚的母親,遷往治安令他較放心的星加坡。
 
1911年孫中山在檳城策劃廣州起義。槍法了得的余東雄瞞著母親,寫下遺書,與其生死之交、僅19歲的郭繼枚,於3月同赴香港跟隨黃興參加4月的廣州起義。
 
余東雄是余東旋叔父余廣進的兒子,雖然這個叔父是他的殺母仇人,但余東旋於他在1904年逝世後,決心照顧他的兒子。縱使東雄要殺他,他還是繼續將自己當作是他的代父,知道他要回中國參加起義,便設法阻止。
 
他通知所有仁生店及其僱員,以及他的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在香港的,不要借錢給余東雄。可是,他還是籌得去廣州的旅費。在廣州,黃興希望懂得武術的人當敢死隊攻打兩廣總督衙門,

來自馬來亞的李炳輝便推薦同鄉余東雄與郭繼枚。4月23日起義時,余東雄與羅仲霍、何克夫等持炸彈轟擊兩廣總督府,擊斃多名清軍,衝入衙內,未料張鳴岐總督已從後門逃逸,

余東雄等撤出時與大批清兵相遇,被清兵包圍,寡不敵眾,全部犧牲。余東雄是殉難者中最年輕的一位。余郭二人曝屍衙門,後來被殮葬於黃花崗,成為烈士。余東旋毅然負起照料二人家屬的義務,

但二人年輕,皆未留下後代。今日新加坡的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入口處,佇立著4座黃花崗烈士的銅像供人憑弔。其中兩座持刀槍的銅像就是余東雄和郭繼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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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橡膠業不景"  

 
意想不到的是,第一次大戰為馬來亞的橡膠業帶來重大打擊。戰爭開始後,美國工業集中生產軍需品,汽車工業不景,美國大量減少橡膠入口,馬來亞很多華人橡膠商因而破產。

1922年起馬來亞政府限制橡膠生產與出口,以免被美資乘虛而入。1929年發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進一步打擊已經病重的橡膠業;而美國汽車業則每況愈下,令情況雪上加霜。
 
橡膠業不景令很多華人富商破產,其中包括余東旋的老友陳嘉庚;但余東旋則在這非常時期重組家族業務,因而得以渡過難關。
 
"匯款業救命"
 
余東旋的策略是將家族生意的重心由橡膠業和錫礦業轉移到從南洋匯款到中國的業務;並將家族生意的總部遷往香港。由於余仁生店在馬來半島以外地方遍地開花,其客戶已不限於余東旋在馬來亞的錫礦和橡膠園工人。

至1920年代末期,余仁生已成為東南亞最大的匯款代理之一 。余家藉著在匯款業上賺得的龐大利潤,得以避過錫和橡膠價在世界市場上波動的傷害。
 
"余東旋街與戲院"
 
余東旋在移居香港之前,在星洲留下了他的印記,除了豪華的府第之外,還有一條街以他的名字命名。

原來1919年余東旋重建了破舊的哇央街的一段,之後這條街便叫『余東旋街』,至今不變,這條街位於現今的牛車水區內,連接著新橋路。


 
(上圖:今天的余東旋街)
 
當年余東旋之所以有此舉動,原來與他一位姨太太有關。話說該姨太太很喜歡看粵劇,常到慶維新和慶升平兩間戲院看戲。一次戲班班主得罪了她,余東旋為了替她出一口氣,便把兩間戲院買下來,並把戲院前的一段哇央街重建。
 
1927年,余東旋把兩間戲院拆卸,改建為『天演舞台』,繼續提供場地給粵劇團演出,曾有不少國內的大明星前來這裡演出宣傳。1938年,戲院租了給邵氏公司,易名為『皇后戲院』 (Queen’s Theatre),專放映無聲電影。



 
(上圖:原為『天演舞台』的『皇后戲院』)


 
(上圖:皇后戲院於1942年,日佔時期,又改名為大和劇場。戰後改名為大華戲院Majestic Theatre,公映粵語片。2003改成大華商場The Majestic。)
 
"移居香港"
 
如前文所述,需要匯款的顧客先到南洋各地的余仁生店舖存款,余仁生便以掛號形式,將提款單寄予香港,再轉至廣東一帶的收款人,客人可以憑提款單在余仁生店收錢。
 
香港既然成為這個匯款網絡的分發中心,而匯款業務又成為余仁生的核心業務,余東旋便於1931年從星加坡搬到香港居住。
 
余東旋離開馬來亞另一原因,是當地馬拉人的民族主義抬頭,而華人圈子內又出現國共之分,令他覺得越來越難保持中立。 
 
余東旋之移居香港,還與家庭因素有關。他母親梁氏於1927年2月9日在星加坡家中病逝,而1930年星洲又發生家變。
 
話說余東旋於1930年在香港逗留一段時間,期間他在星加坡的幾位妻子趁他不在,聘請導師到余家大宅教她們跳舞。在那年代這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的行為,余東旋知道後勃然大怒,

在第5妻廖正而慫恿下,將星洲那幾位夫人全部休了,廖正而就答應照顧那些母親被休的子女。
 
余東旋母親已去,妻子又令他傷心,更令他對星洲再没有什麼眷戀,加強了他來香港發展的決心。在香港廖正而成為唯一的余東旋夫人。
 
1932年1月7日,余東旋在星洲成立余東旋有限公司,以管理他在東南亞的物業,但他卻從香港搖控公司業務。
 
在香港,余東旋利用匯款服務帶來的利潤,以及客戶托匯的現金,投資於不同的商業領域,其中最重要的,相信大家猜會到,當然是地產業。至1932年,余東旋在香港已擁有約100塊地皮。

在1930年代餘下時間,因為世界經濟蕭條,余東旋趁低吸納,又買了近300塊地,全部是中區、跑馬地、淺水灣等地區的地王 。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余東旋為自己興建的三座宏偉的府第。
 
"三座余園"


 
據說有風水師告訴余東旋,只要他不斷興建堡壘,即可令他長壽。其實這位風水師便是他的父親余廣培。
 
余東旋出生那天剛好是 農曆六月十三 『魯班師傅誕』,父親就說他命中註定一生都要大興土木才得以長壽。於是,他在星馬和香港建了至少12棟別墅,均座落於風水甚佳的位置,而建築則帶有濃厚的歐洲風格。
 
亦有人指出余東旋妻妾子女眾多,所以實際上亦可能需要不同居處,藉以將他們分開,以維持家庭內部和諧。
 
他在香港興建的三座堡壘式的府第,分別在般咸道、淺水灣畔和大埔。三座堡壘府第都建築得十分宏偉,有如童話裡的古堡,且皆位於昂貴的地段,當年無人不識。
 
這3塊地是余東旋來港之前幾年 (1927年) 以總共50萬元買入,然後立即動工興建,3所府第均稱作『余園』,但英文名字則不一樣。
 
西半山般咸道的那間,位於半山警署對面,英文作Euston,是余家的主宅,佔地38,633平方呎。余東旋以18萬港元從一位退休的英國人手中買下這塊999年期的地皮。



堡壘外牆花崗石興建,需時7年,內部裝修3年,興建費用達數百萬元。
 
建成後內有房間60個,分中央主樓和東西側翼3部分。中央部份樓高6層,是香港首間住宅裝有電動升降機;中央大廳樓底高20呎,配以金壁輝煌的金箔裝飾,與皇宮無異;每個大廳和每間房間的設計都模仿某年代的歐洲建築風格。
 
東西兩側翼分別飾以中國民間故事雕塑的立體壁畫,以及西式的天使裸女浮雕。古堡後面是依山勢而建的過萬呎花園 。




 
(上圖:般咸道余園 )

 
(上圖:余夫人在大廳中留影,背景的盔甲武士現放在中環余仁生總店,為鎮店之寶。余東旋孫兒余義明多年後說:『入屋第一眼就望到圓形大廳中間個盔甲騎士,我以前好驚佢。驚裏面有鬼。」)
 
淺水灣的余園 (Eucliffe) 是余家的度假別墅,1927年開始,動用300工人興建,1931年建成。堡壘矗立於淺水灣畔,依山而建,鄰近淺水灣酒店,佔地105,007平方呎。
 
堡壘有一座主樓和3座高塔。主樓是一幢兩層高的建築物,地下有大堂、客廳、飯廳和廚房,二樓則有多間睡房和儲物室。中央部份有個圓頂,上面畫了天使壁畫,活像羅馬西斯丁教堂。
 
大廳有大量貴重的玉器裝飾,此外還有中國和印度來的銅像、意大利的大理石像、歐洲的水晶、英國莊園的壁爐和盔甲。余東旋在這裡開了很多次宴會。
 
主樓前面有一花園,後面則有一標準游泳池和網球場。堡壘正門兩傍有一佛像和一英軍銅像。
 
那時打理整座堡壘需要27名僕人,比住在裡面的主人還要多。


 
(上圖:淺水灣余園後院另一照片)

 
(上圖:淺水灣余園的主樓正面,可看到前院的弧形廻廊,後面遠處便是另一照片中看到的那座副樓。從副樓那邊看過來,主樓被樹木遮蔽,所以看不到。)
 
大埔那座余園的英文名字最特別,叫Sirmio,是意大利北部湖畔的一條古老村落的名字,可能余東旋曾到過那裡,而又喜歡那個地方,因而採用了它的名稱。
 
這座余園是余東旋三座府第之中最大的一座,佔地693,025平方呎,位於汀角路三門仔對面的海灣,也是沿山丘興建,盡覽吐露港景色。那時還未有汀角路,要到這座堡壘必需坐船。
 
是仿歌德式建築,主樓高3層,由紅磚砌建,門樓呈尖塔狀,內裏更建有升降機連接各層。牆上掛有多件名貴的時鐘,當然還有不少名家油畫。(收集時鐘和名畫都是余東旋的喜好。)
 
余園還有一片花園和4公頃大的農場,二者均由一風車引水灌溉。(風車於二次大戰後被颱風摧毀。) 余東旋在花園裡養有多種外來的雀鳥、狗隻,甚至有一隻態貓!
 
別墅所在的山丘下面建有一防空洞,足以容納全家人兼所有僕人,以及足夠幾個月食用的糧食。余東旋最愛到這別墅與家人共度周末,事實上他準備晚年在此渡過餘生.

 
(上圖:大埔汀角路的余園 )
 
究竟在建築風格上三座余堡之間有没有什麼關係?據網上流傳的一種說法,指余東旋三座堡壘是參考英國的白金漢宮而建,因怕開罪英國人,所以把古堡分為三部份:

主宅在般咸道,其左右部份則分別建於淺水灣和大埔,作為別墅之用。珠海書院蕭國健教授則有不同看法,他指三座余園各有特色,淺水灣余園屬海岸式長形設計;大埔余園為德國田園式,

倣效傳統做法設置馬房,但用作車房;般咸道余園則是法國式,門口有兩座鐘樓。另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課程主任李浩然說:『余園的價值在於顯示當時的有錢人,如何透過其物業來彰顯自己的社會地位,

興建古堡則有當自己是國王的意味。』余東旋去世幾十年後,三座余園陸續被後人賣掉拆毀,這是後話。
 
另余東旋在星馬等地亦建有多座府第。在怡保有兩間,金寶一間。星洲有一間,位於Mount Sophia,樓高5層,僅建築費便達百萬元 (1980年代拆卸)。

這些大屋內裝滿了余東旋親自在歐洲挑選的藝術品,而那些大理石則是從意大利訂購運過來。

 
 (上圖:怡保的Forest Lodge。)



 
(上圖:星洲的余東旋堡壘,於1915年建於Mount Sophia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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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提攜後輩"
 
余東旋樂於提攜後輩,其中維他奶創辦人羅桂祥及影業大亨邵逸夫均在他身上獲益良多。羅桂祥父親羅進興曾替余東旋工作,羅桂祥考入港大讀商科,因為家貧,獲余東旋資助才得以於1934年畢業。
 
羅桂祥大學畢業後,即出任余東旋私人秘書,兩年後升住經理,可見余東旋對他甚為賞識。不久發生七七事變,日本大舉侵華,大批難民流入香港。羅桂祥參加救亡工作,在九龍亞皆老街建難民營,

他見到難民營養不良,腳氣病多,於是集資15,000元,成立香港荳品公司,把豆漿生產成廉價營養飲品,命名為『維他奶』,自此自立門戶。


 
(羅桂祥)
 
"成人之美"
 
不過,提攜後輩最經典的例子是把他的其中一個女人黃美珍讓給邵逸夫。
 
話說邵逸夫在香港中學畢業後,1928年被大哥邵醉翁派到新加坡,協助三哥邵仁枚建立電影發行及放映網絡。余東璇十分賞識邵氏兄弟,邀請他們到家中作客。
 
根據內地出版的《影視大亨邵逸夫》,邵逸夫就在余家邂逅比他年長5歲的黃美珍。據說黃清新脫俗,氣質高雅,在南洋一帶堪稱一絕。
 
該書稱,此後黃美珍經常借故到邵氏機構看望邵逸夫,有時二人還到公司屬下的戲院看電影。邵仁枚得知此事後,勸他放棄這段感情。當有關二人的閑話傳到余東璇那裡時,余東旋卻一笑置之。
 
後來黃美珍逐漸參與邵氏機構的內部事務,積極地出謀劃策,邵氏的業務不斷發展。1929 年,邵逸夫決定嘗試拍有聲電影;1932 年,邵氏兄弟終於在香港攝制完成了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白金龍》。

 
(年青時的邵逸夫)
 
讓書還說,後來邵逸夫終於鼓起勇氣親自向余東旋提出他和黃美珍相愛的事,余東旋居然答應成全他們。1937 年,邵逸夫與黃美珍在新加坡舉行了隆重的婚禮。余東旋還送來50萬元賀禮。

以後每次提起余東旋,邵逸夫就熱淚盈眶,對這位寬厚仁慈的前輩心懷感激云云。究竟黃美珍與余東旋本來是什麼關係?余仁生出版的《余東旋傳記》没有交待黃美珍與邵逸夫這件事,

亦没有在正文中提及過黃美珍此人,但書後的附件中有一族譜,裡面居然有黃美珍的名字,她是余東旋的第7妻 (名字下面註明已離婚),而且為余東旋生下兒子,她是第6子經侃的母親。
 
根據這份資料,余東旋那時不是『讓女友』,而是『讓妻』。這段關係以外,二次大戰日軍侵略星馬之時,邵逸夫兩兄弟為逃避日軍追捕,

不替日軍放宣傳片,曾逃到余家在新加坡實里基路 (Selegie Road) 的大宅,獲得收留兩個星期 。
 
"喜歡養馬"
 
余東旋的喜好是養馬、養狗和養車。
 
1932年余東旋成為馬會的華籍會員之一,馬會於1927年起才接納華人為會員。
 
那時很多富豪都喜歡賽馬,余東旋之外,還有李寶椿、楊發利、李蘭生(現任馬會主席李福深父親)等,他們出錢出力,除購買中國馬外,也老遠從澳洲買馬運港參賽,對香港戰前賽馬運動,作出了很大貢獻。
 
這批超級馬主為自己的愛馬改名時,都用特別的名字,李蘭生的馬全用「景」字系、余東旋用「玫瑰」、李寶椿用「時」,因此,馬迷只要看到馬名有「玫瑰」兩個字,便知道這匹馬屬於余東旋。
 
1939年余東旋愛馬還贏得香港打吡大賽。
 
由於戰前養馬數量沒有嚴格限制,一位馬主可以同時養多匹馬,余東旋一人就養了30匹,是各會員中最多的一位,其陣容和聲勢相當浩大。(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戰後的業餘時代,到職業賽馬之後,馬主養馬數量才被規管 。)
 
養狗方面,余東旋從歐洲進口8隻身形龐大、樣貎兇惡的狗隻,每隻都有自己的訓練員。其中兩隻在他睡房中保護他,看來他晚年因為健康漸差,開始有點神經質。
 
"心臟病逝世"
 
余東璇雖然按照父親的指示,不斷大興土木,在南洋各地興建古堡,但他的努力卻没有為他帶來長壽。1941年5月11日他因心臟病於大埔別墅病逝。
 
余東旋為建立他的生意王國,多年來勞心勞力,而社會地位提高後,又應酬過度,他的健康於1924年開始出現問題 - 心臟肥大、糖尿病。他本來打算於45歲便退休,而興建大埔余園便是準備在那裡度過餘生。
 
他於1941年5月10日 (星期六) 到快活谷看賽馬,晚上跟東亞銀行老闆、經綸的岳父簡東浦詳談,談的是日本在亞洲的侵略,令他十分激動。他午夜才上牀睡覺,至11日 (星期日) 凌晨3時突然說感到胃部不適,

及至早上10時,家人急召家庭醫生李學良。子女及親友知道他病危,都趕到大埔探望他。因家人散布各地,那時在香港的只有第5夫人,第4子經鉞、10子經典、12子經緯、13子經瑤,以及3名女兒。
 
余東旋延至11日下午2時半因心臟衰竭終告不治,享年64歲。余東旋雖於大埔病逝,但他的遺體卻運回般咸道余園停放,等了10天,至5月23日上午10時出殯。
 
靈柩由般咸道余府出發,送殯行列由皇家軍樂隊帶頭,隨後有華人義勇軍、華人後備警察以及防空救護員,全長超過 一英哩 ,僅載花圈的車輛就有20多部。他們途經堅道、荷理活道、威靈頓街,

行至皇后大道中時停下來,由余仁生安排路祭,然後前往西環一別亭辭靈。當日送殯者逾千人,多屬中外官紳及商界領袖,其中軍政界除了港督羅富國只派代表出席外,差不多所有政府要員都親臨執紼,包括海陸軍司令、

按察司夫婦、輔政司夫婦、律政司、華民政務司、警察司、裁判司等,連國民政府亦有3位前外交部長 (顏惠慶、王正廷及陳友仁) 前來送殯。
 
社會賢達方面有周壽臣、何東何甘棠昆仲、羅旭和 (立法局前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富商)、羅文錦、李氏家族的李冠春和李子方 (立法局議員) 昆仲、中國銀行高層貝祖貽和鄭鐵如、簡東浦 (東亞銀行創辦人、簡悅強父親)、

江孔殷 (號『江太史』、前廣東水師提督、廣州政商界名人、太史蛇羮始創人)、胡文虎 (東南亞著名企業家慈善家、虎標萬金油始創人、星系報業創辦人)、李樹芬 (省港名醫、立法局議員)、鄧肇堅 (九巴創辦人之一、市政局議員)、

高可寧 (澳門一代賭王、港澳典當業大王)、郭泉 (華商總會主席、永安公司創辦人兼總司理)、蔡興 (大新百貨公司創辦人)、法律界的曹善允和胡錦恆 (著名思想家胡禮垣之子) 等等。看來當年香港名人錄內所有人都到了場。
 
一別亭的辭靈儀式結束後,余東旋遺體運往大埔余園內安葬。
 
余東旋遺下6名妻子 (另有5名已離婚),還有13名兒子 (經鑄、經綸、經翱、經鉞William、經鎧Edward、經侃Henry、經文Richard、經鵬Charles、經驥Alexander、經典John、經輝Fred、經緯Andrew、經瑤Roy) 和11名女兒,

還有兩名孫兒義藻和義燊。他於1941年去世時,堪稱亞洲首富,會計師花了50年的時間,才理清他的資產。


 
(上圖:60歲時的余東旋)


 
(上圖:大埔余園內的余東旋墓。後來余東旋的父母和祖母的骸骨亦運到這裡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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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淺水灣余園屠殺慘劇"
 
余東旋可算去得及時,得以避過了半年之後日軍侵略香港時在淺水灣余園所作出的暴行。
 
1938年10月23日,日軍佔領廣州,1941年8月日軍開入深圳,這時香港戰雲密佈。余家人本已準備離開香港去澳洲逃避戰火,可是,日軍來得比預料中要快,令他們措手不及。
 
12月8日,香港時間凌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駐深圳的日軍於清晨在空軍掩護下越過深圳河南侵,新界北部無險可守,守軍並無強行抵抗,而是按原定計劃撤至新界南的醉酒灣防線。
 
8日黃昏時份,日軍已進佔大埔一帶,余家三堡中,大埔紅屋首先落入日軍控制中。估計此時屋中已無余家人,即使有也已跟隨守軍撤退。

 
(上圖:日軍橫渡大埔廣福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軍只花了5天時間,便攻佔了新界和九龍。在倫敦要求死守的命令下,英軍唯有退守港島。
 
這時余家人集中到般咸道余園,這裡的地窖早已儲存了大量食米;為令到在戰火中的損失減至最低,他們將最貴重的雕像、油畫和傢具收藏到淺水灣余園的游泳池底下的一條秘密地道內 。
 
在對岸的日軍隔著維港炮轟港島北岸多天後,於12月18日晚上趁黑登陸七姊妹 (現在的北角七姊妹道一帶),然後分兵多路佔領島上各戰略據點,並派兵進攻港島南部。
 
其中一路由田中良三郎大佐 (Colonel Tanaka) 帶領的日軍部隊於12月20日佔領了淺水灣背後、包括紫羅蘭山一帶的山頭,居高臨下,準備進攻淺水灣。

 
(上圖:田中大佐在淺水灣酒店後山上俯瞰淺水灣全景。)
 
日軍由港島北岸市區來南區攻赤柱,一定要先越過到淺水灣的防線,佔領淺水灣亦可切斷赤柱英軍後路。當時淺水灣並非像現時那樣熱閙,沙灘附近建築物不多,其中最主要的兩座是余園和淺水灣酒店。
 
兩座建築物位於由市區去赤柱的必經之路淺水灣道的兩旁,那時余園已被軍方徵用,作為奉命死守淺水灣的英軍米德薩斯營B連和加拿大軍來福槍隊B連的基地。

 
(上圖:從余園望向淺水灣酒店,兩者距離很接近。從市區經淺水灣道入赤柱的日軍,一定被酒店和余園的守軍兩面夾擊。)

 
(上圖:1960年左右的淺水灣酒店鳥瞰圖。淺水灣酒店建成於1920年,曾招待過蕭伯納、海明威、張愛玲等中外名人,與尖沙咀的半島酒店齊名。)
 
離余園不遠的淺水灣酒店亦早已聚集了一批軍民。那時躱在酒店內的,除了約200名住客 (大部份是歐籍婦孺) 外,還有大批華裔和菲律賓籍家庭,都是逃避到這裡的有錢人、社會精英。

另外還有約200名從前線退下來休息的軍人,除了隸屬前述英加軍兩部隊的軍人外,還有一些是志願軍人和海軍後備軍人。
 
日軍在酒店前的沙灘和後山部署了500 – 600 人,不時以機槍甚至迫擊砲向酒店射擊,酒店內的守軍負隅頑抗,住客躱到去水渠內,酒店的工作人員則早已逃之夭夭。
 
翌日 ( 12月21日 ) 早上,守軍總部收到淺水灣酒店被圍消息,雖然守軍與其他日軍正在附近山頭激戰,還是立刻派出兩排士兵增援,酒店內軍民士氣大振,有部份住客自告奮勇,幫手防衛。
 
可是,形勢越來越惡劣,原本裝修豪華的酒店已被炮火打得到處破爛,最致命的是日軍將酒店水電供應切斷,食物和食水開始短缺。
 
至22日零晨,防守酒店的士兵奉總部命撤離。早上11時30分,日軍進佔酒店。據說在這次攻防戰中有近600名守軍和平民被殺。
 
日軍佔領酒店後,知道守軍已撤,裡面剩下的全是平民,且都是老弱婦孺,就没有對他們怎樣。不過,在余園被日軍俘獲的53名英加士兵,其命運就悲慘得多。
 
日軍被港島上守軍的頑抗所激怒,之前已多次殘殺俘虜,這次花了前後3天才攻陷淺水灣酒店,阻延了進攻赤柱的部署,一肚怒氣就要發洩在俘虜身上。
 
他們將被俘士兵雙手反綁在背後,用槍柄將他們毆打一頓,然後用刺刀迫他們走到余園外圍的懸崖邊坐下,雙腳凌空。
 
一位死裡逃生的英兵後來在戰爭罪行法庭上作供時稱:『我們知道將要被槍殺,因為懸崖邊多處有血泊,而崖下躺著數十具屍體,很明顯他們是在崖頂被槍擊後掉到崖下。

果然不久一隊行刑隊便上前開槍,我們全部被擊中,那時我的頭部剛好向左轉,子彈穿過頸部,從右頰穿出。我雖没有失去知覺,但子彈的撞擊力令我滾下山崖。』
 
這名英兵就這樣躺在崖下詐死,直至入黑後才躱入附近山洞,避過巡邏的日軍哨兵。
 
後來在崖下找到數十具屍體,有些被槍殺,有些被刺刀刺死,還有些被斬頭。此外,戰後余家人回到這座別墅時,竟然發覺後院網球場地下埋了20條屍體,屍體用地毯包裹,是當時日軍屠殺的53名士兵的一部份 。

此後余家人不敢再到那裡渡假。
 
"巧計保余園"
 
相信在般咸道的余家人不會知道淺水灣那邊的慘烈情況,但他們仍然不敢怠慢,為了保存家人性命以及余家產業,五媽廖正而想出了一條妙計:她知道日本人信奉佛教,

於是在余園入口大堂放置佛像,燃點香燭,裝飾成佛寺的模樣;而最重要的是,在顯眼處掛出一塊自製的太陽旗。
 
12月25日聖誕日下午,正當港督楊慕琦和守軍總司令莫德庇商議是否投降之際,一名日軍軍官帶領著50名皇軍操入半山余園,準備接收這座在市區的堡壘,作為日軍的宿舍。
 
不過,裡面的擺設顯然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他們驚訝得全部靜下來,並恭恭敬敬地向太陽旗鞠躬。廖正而跟著還請他們全體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
 
余家的刻意奉承和熱情招待,令到那位軍官十分受用,那軍官後來叫那50名士兵離開,只他自己和幾個隨從留下來『保護』余園 。於是余園得以避過一劫。
 
另據說日佔時期日軍曾徵用余仁生店舖,後來由於余家的爭取,終於得以恢復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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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遺囑埋下內訌伏線"
 
余東旋於1933年已立下遺囑,將大部份家產 – 錫礦、橡膠園、銀行、余仁生及在南洋香港的眾多物業 – 平均分給13個兒子,女兒每人只分得3萬海峽貨幣 (約等於今日美金40萬),

11位妻子 (無論已離婚與否) 更什麼也没有,只第5妻廖正而獲得終生住在余園的權利。這份遺囑由年紀最大的3個兒子 (經鑄、經綸、經翱) 當委托人兼執行人。
 
其實余東旋晚年已經倚重3個大兒子處理家族生意,他過身後,『經』字輩子弟便正式接手,而長子余經鑄則根據余東旋的遺願成為家族生意的掌舵人。
 
不過13個兒子均分家產的做法,埋下了將來家族內訌分裂的伏線。
 
"余經鑄接手家族生意 "
 
余東旋生前把13名兒子全送到英美讀書,接受西方教育。1899年出生的長子余經鑄,於1911年12歲時,由余東旋親自帶到英國,入讀倫敦以西100哩的寄宿學校Hereford Cathedral School。

父親希望兒子遠離革命黨的影響,亦避免他被會黨綁架。余東旋將經鑄交托給一位在馬來亞認識的英國錫礦商WA Luning,然後展開他的歐洲之旅,此後父子有15年没有見面。這15年中經鑄得到這位Luning先生的悉心照顧。
 
余經鑄後來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讀數學,畢業後在倫敦取得註冊會計師牌照,成為星加坡第一位註冊會計師。
 
余經鑄在英國還聚了一位英國太太Gertrude,這位夫人於1925年跟隨余經鑄回馬來亞前不久生下第一個女兒;後來她還生下余東旋最龐愛的孫兒余義藻。
 
回到馬來亞後,余經鑄立即投入家族生意,包括出任利華銀行的董事總經理[A1] 。由於父親健康漸差,他和弟弟經綸及經翱逐漸負起家族生意的重擔子。
 
1932年余東旋成立專著地產生意 (不包括錫礦及余仁生) 的余東旋有限公司時,給予余經鑄一半的股權。
 
1941年父親過身後,將家族生意平均分予13名兒子,身為長子的余經鑄仍是家族之首。
 
賣中藥的余仁生那時在整個家族生意中只是小生意,余經鑄一直没有將余仁生的規模擴充,只是將星加坡的余仁生改為有限公司。這時他為家族生意引入了一點西式改革,即改變記帳制度,但其傳統的家族管治模式則没有改變。
 
事實上,由於股權分散,余家生意不但無法進一步發展,而且後來還逐漸被賣掉套現.余經鑄於1957年病逝,之後香港和新加坡的余家人逐漸各自發展。
 
 
"余經緯創辦無線電視"

 
在香港這邊的是余東旋幾個較為年幼的兒子,最初由第12子余經緯掌舵。余經緯1930年10月31日出生,先後於美國紐約州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取得化學工程學士學位,及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科學碩士學位。
 
家族生意無甚發展機會,余經緯就另創天下。他對攝影和電影有濃厚興趣,與電影界人士亦來往密切,如經營電影業的陸運濤夫婦來港期間,余經緯便招待他們入住淺水灣余園;

另多部陸氏旗下出品的影片 (如林黛主演的『情場如戰場』) 也是在余園內拍攝。剛巧香港政府於1965年決定發出無線電視牌照,余經緯就跟老朋友利孝和及邵逸夫,以及一些英美商家,組成『香港電視』,

於1965年聯手投得香港的無線電視牌照,建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
 
利孝和是大股東,佔公司股份40%,故出任主席,佔10%的邵逸夫為常務董事,余經緯則佔20%。其餘股東還有英資和記財團祈德尊、英國泰晤士電視台、英資機路文洋行以及美國全國廣播電視台  (NBC)。
 
余經緯於1969年2月出任總經理兼董事,代替辭職的Colin Bednall,直接管理電視台業務。他並兼任華星娛樂公司董事局副主席。
 
1967年11月9日,電台正式啟播,翡翠台及明珠台分別播放中、英文電視節目,初期只提供黑白節目。1971年彩色電視啟播,市民收看電視迅速普及,再加上節目內容免費,無線電視成功擊敗當年的收費電視麗的電視,收視節節攀升。
 
電視中人指余經緯對TVB有很大貢獻,他大力支持周梁淑怡的改革,不惜大灑金錢,創出拍實景劇的先河,取代話劇式的電視劇,建立TVB電視劇品牌。
 
余經緯很照顧員工的福利,他於1970年代初即在員工要求下同意每年出14個月薪金,這項傳統行了20多年,才於1999年取消。
 
不過,余當年一位下屬對他的印象卻很壞。當時的業務部經理李雪廬在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指責余是大花筒,指他用公司錢買車買遊艇,卻為自己玩樂所用。
 
李又這樣形容余:『余經緯七成的時間花在室內裝修、指揮車隊、安排宴會上。宴客菜單、選酒等事情,甚至連排位、名牌形式都要沾手,兩成時間花在自己的生意上,每天到無線轉個圈,兩小時不到。』
 
李說幸而貝諾早年經已訓練出一班沉迷電視工作、鬥志極強的員工,令到公司可以自行運作。
 
除電視台外,余經緯生意的另一重心是金融投資,即李雪廬所謂的『自己的生意』。他於1950年代學成歸來,即在中環開設一間經緯金融有限公司,在政商兩界廣結人脈,他的投資公司賣的是『愈富基金』,

『基金』是當時一種全新的投資工具,他是戰後把基金投資概念帶到香港的第一代華商 。 香港余仁生方面,余經緯於1966年在九龍深水埗開設總店以外第一間分店,但亦僅此而已。 
 
"余經緯患怪病逝世"

 
 
余經緯正當盛年之際,於1976年突然逝世。據當年報載,他於10月下旬開始覺得胸腹間疼痛,入院接受檢查,之後病情一直惡化。12月初情況曾一度好轉,但至12月11日又突轉危殆,家人曾為他輸血,

但最後仍返魂無術,於晚上9時45分在養和醫院病逝,終年僅46歲。死因方面,當年報章說最初傳他患了腸癌,後來又傳是毒性阿米巴虫入腸臟,余家聘了10名港美專家聯診,仍無法救他一命;

無線電視發言人張正甫則說死因有待法醫官研究。現在一般的說法都指他死前去過印度旅行,吃了當地魚生,導致「變形蟲」入肚而死,這種蟲稱為「阿米巴痢疾變形蟲」,主要破壞患者腸臟。據說後來醫生解剖屍體時,

發現他滿肚是蟲。亦有傳說指是余經緯被人下蠱毒,這說法當然是無從稽考。當年的《明報周刊》稱:余經緯在醫院接受治療之際,探病的同事帶了個蜜瓜 (勿瓜) 幫他沖喜,誰知余見了即興奮地說了句『我要瓜啊』,

結果一語成韱云云。余經緯於12月16日 出殯,家人在聖約翰座堂為他舉行安息彌撒 (看來他生前是基督教徒),由邵逸夫、沙雅、Mrs Navapan、祈德尊爵士、余經文、黎敦義、辜濂松、利孝和8人扶靈送出教堂。
 
余經緯遺下3子 (義生、義焜、義海) 1女 (季芬)。
 
余經緯死後還留下手尾。原來1967年暴動期間,他的生母廖正而將一批價值150萬元的珠寶交給她這位最疼愛的兒子及媳婦陳耐梅 (Sandra),由他們帶到夏威夷保管。余經緯死後,

余母向陳耐梅追討珠寶,但陳不肯歸還,最終閙上法庭。余母在案件審結前已病逝,由兒子經文和經堯繼續代母打官司,最後成功取回這批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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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余園被變賣"
 
余東旋將家產均分給13個兒子,包括三間余園。如果兒子要將余園變賣,就要他們或其財產承繼人共同簽字。女兒没有份,没有話事權。妻子廖正而也没有業權,但有半山和淺水灣余園的居住權,

所以她有生一日,這兩座余堡都不能夠隨便變賣。如此安排,令余家三堡在余東旋死後的30年內保存得很好,但1970年代余家子弟先後移居外國,除了般咸道的主宅還有三戶人家居住外,兩間別墅都已荒廢,任由野草叢生。
 
他們不再珍惜的物業,地產商卻甚感興趣,不斷遊說余東旋已經移居海外的兒子賣出業權。
 
最早易手的是大埔余園,雖然余東旋葬在這裡,這座別墅卻荒廢最久,不少遊人去大尾篤或新娘潭旅遊時會順道到無人居住的余園玩樂,更在牆上寫上鬼話嚇人,因而傳出很多鬼魅傳聞。

這座古堡於1972年已賣出 (廖正而没有這座余園的居住權),至1978年初又輾轉賣給南豐紡織的陳廷驊 (最近爆出爭產案的那位)。余東旋及祖先的骸骨,於1972年別墅賣出時均移葬荃灣華人永遠墳場。
 
不過,地產商最為覬覦的,是位於高價地段的另外兩間余園,雖然業權分散,發展商仍然暗中向海外余家子弟招手,實行逐個擊破。已經移居海外的後人對於保存香港的祖業已不感興趣,寧願要現金。
 
首先放棄業權的是長子經鑄的遺孀及兒子,以及第4 子經鉞,他們於1977年12月分別以400萬元將各自的業權賣予一家公司。1978年7月,享有半山和淺水灣余園居住權的五媽廖正而逝世,更加速了那兩座余園業權的易手。
 
至1981年,以恒生銀行何善衡、華光地產趙世曾為首的財團 (Trelithick Ltd) 已取得7/13的業權,雖則持有其餘6份股份的人 (部份余家子弟已將股份賣給外人) 堅持不賣,財團訴諸法律要將兩座余園拍賣,由於他們已取得過半數業權,

獲得高等法院批准 。1981年8月5日的拍賣會上,淺水灣余園以1.85億港元賣了給世界發展 (World Wide Properties) 旗下的美斯頓貿易公司 (Meston Trading),破了當時的尺價紀錄。堡壘賣出後居於宅內的20多位余家人便被迫遷出。
 
同年11月30日拍賣半山余園,但只得一間公司出價,而且出價太低,地皮收回。後來終於由置地以2.2億港元買得 。最後兩座余園於是亦宣告易手。
 
"余園被拆毀重建"
 
半山余園業權後來輾轉易手,最後落入新世界發展手中,新世界將余園拆毀後,在1989年建成現代化的多層大廈,中文取名『豫苑』,英文名為『Euston Court』,似為以前的余園留下一點記憶。


 
(上圖:般咸道豫苑。)
 
買了淺水灣余園的美斯頓後來出現財政困難,於1985年又將該物業拍賣,由信和集團以低價7千7百萬港元投得,後來重建成淺水灣道56號『御苑』 (Royal Cliff),共有20間屋,40個單位,

每單位2000 – 3000呎,大都是大公司租給海外高級職員居住。
 


 
(上圖:遠處山腳的一列建築物便是御苑)
 
大埔余園舊址方面,陳廷驊於1986年將堡壘拆毀,1991年在那裡建成雅景花園 (Fortune Garden),內有76間花園洋房,但外型設計和用料都非常普通,毫無昔日古堡的雄風。南豐至今仍擁有該物業。
 
三堡賣掉後,原本放在裡面的一些寶貝需要處置。有部份余家自己保存下來,譬如放在主宅圓形大廳的盔甲騎士,便搬到中環余仁生總店擺放。據余東旋孫兒余義明說,原本還有一排盔甲士兵,

也是祖父的珍藏,賣屋後曾放到九龍分店,「不過成排士兵企響門口,嚇到客唔敢入,所以後來搬走晒。」
 
"堡內寶貝贈港府"
 
余宅內還有很多古董都送了給政府,其中一件是前文提過、位於淺水灣余園內的一座士兵銅像,政府接收銅像後,安置在香港公園。
 
有關這尊銅像的背景引起了爭論,根據政府的介紹,這尊銅像紀念的是1941年日軍侵港期間,於12月19日在畢拉山英勇戰死的一位加拿大軍官John Robert Osborn,這軍人死後獲追頒維多利亞十字勛章 (Victoria Cross)。

這是頒給英國及英聯邦軍人的最高榮譽,亦是參與香港保衛戰的軍人中唯一獲頒此勛章的一人。但根據編著《Hong Kong Street》的作者Jason Wordie的考證,這尊銅像紀念的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死的另一位士兵。


 
 (上圖:刻上鮑照《遊思賦》的石碑。)
 
銅像之外,還有一批物件引起爭議。原來淺水灣余堡拆卸後,遺下了22塊有過百年歷史,刻有畫作及書法的石碑,原本已交由政府保管,卻竟一直棄置於金鐘茶具文物館雜物房。

廿年來康文署對這批滄海遺珠不聞不問,至2009年被立法會議員批評康文署糟蹋文物時揭露出來。
 
該批22塊石碑,原屬於建築物的外牆裝飾,拆卸工程承辦商和處理棄置建築材料的建築商,邀請藝術館及歷史博物館派員檢視石碑,並同意石碑由館方保留作進一步研究及參考。但政府没有僱用專人搬運,以致部份石碑遭到破損。
 
據康文署解釋:該批石碑刻有19世紀廣東畫家的畫作和書法,其中兩塊寫上南朝著名詩人鮑照的《遊思賦》和中唐著名詩人王建的《宮詞一百首》,但非原作,全屬複製品,歷史及藝術價值不高,根據當時收藏政策,未能列為藝術館或

博物館藏品,故一直存放茶具文物館儲藏室。不過,康文署又說,隨着近年公眾對建築文物保育的重視,該署認為可考慮重新評估石碑在建築文物上的價值,而非單純以一般博物館藏品的歷史及藝術價值為標準,該署並要求古物古蹟辦

事處派專家評估。那是去年的事,不知最後決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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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星洲余仁生被收購"
 
星加坡方面的余家生意王國,1970年代亦出現大變。
 
首先是余東旋第7子余經文掌管的銀行業務遭受挫折。原本為東南亞規模最大的華資銀行之一的利華銀行,因為接二連三出現客戶和銀行職員行騙的案件,信譽受到打擊,唯有向其他銀行尋求合作。
 
星洲富商黃祖耀聽到風聲,主動找上利華銀行總經理余經文。結果兩人一拍即合,1972年大華銀行以換股方式收購利華銀行。大華也憑此舉,打入新加坡四大銀行之列。
 
跟著在1973年,涵蓋星馬兩地生意的余仁生控股在星洲上市,余家雖仍擁有75%股權,但董事會裡只餘下3個余家人:余經綸仍當主席,經鉞任執行董事,經文為普通董事;另外4人為外姓人。
 
這時余仁生的主要業務並非中藥,而是地產,公司擁有很多物業,包括星洲余家府第、酒店及無數店舖,公司這地產部份後來引起了外人的覬覦。
 
1988年,年屆70的余經鉞宣告退休,由當時已成為大股東的余經文的38歲長子余義明代替伯父在董事局的位置,並出任公司總經理,主管中藥部門。他對傳統中藥的業務前景信心十足,為此制訂了一個十分進取的5年計劃,

所需經費由地產生意補貼。可是,余義明的一些長輩 (包括經鎧、經驥、經輝、經鑄遺孀陳璧玉等),並不同意這個發展方向,他們没有公開反對,但卻悄悄地將股份賣給一間大地產公司林增控股。
 
1990年,林增控股貯夠彈藥,便出手收購余仁生,後者連掛牌地位也被取消。被收購後,公司裡面只剩下經文、經鉞和經典三兄弟;余經文當主席,兒子余義明當執行董事,二人皆負責余仁生中藥的部份。
 
戰前余東旋是東南亞數一數二的富豪,這時他的後人淪落至為外姓人打工。
 
"『義』字輩救祖業"
 
目睹這情況,以余義明為首的一群『義』字輩的堂兄弟 (還有義生、義藻Joseph、義方),決心合力取回旁落的家業,重振家族業務。
 
余義明後來接受傳媒訪問時說:父親沒有給予他任何壓力,沒有要求過要取回家業的控股權,只是自己一心要試一試。 
 
他表示,由於大股東主力發展地產業務,對發展中藥意欲不大,雙方早有共識,只要余氏想回購,可以有優先權。
 
於是,余義明等在1993年成立余仁生國際有限公司,由余義明當主席。跟著,林增控股將余仁生控股改名為林增發展有限公司 (LC Development Ltd),為出售中藥部門鋪路。
 
最後余義名與余經緯兒子義生合資2千1百萬坡幣,於1993年8月3日正式向林增發展購回中藥部門,以及所有以前的余仁生店舖。
 
由此時起余仁生正式由第4代的『義』字輩接班。這一輩敢於引進家族以外的專業管理人才和股東,為余仁生帶來生氣。
 
"余經鵬的反叛"
 
余義明等不滿足於只取回新加坡的余仁生,而是想把新港兩地的余仁生統一。
 
香港余仁生這時由第8子余經鵬打理。余經鵬一向是余家子弟中最離經叛道的一個,不為家人所喜,他生母五媽過身時也没有留給他分毫。
 
香港余仁生於1992年上市,1993年收購西藥廠Synco。但其業務始終停滯不前,全港只有3間店舖。這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香港余仁生之不濟,引來同業的垂涎,東方紅曾企圖敵意收購,唯最終失敗。
 
期間余經鵬又與星洲的兄弟不和,他不滿余仁生的商標屬於星加坡的余仁生國際,原來是林增發展將該商標與中藥部門一起售予余仁生國際。
 
余經鵬恃著星加坡那邊倚賴香港的供應,因而咄咄進逼,甚至不惜兄弟鬩牆,於在1993年開始跟星洲余仁生打官司。他還想迫余經文離開香港余仁生的董事局,但余經文拒絶。
 
1996年,回歸之前一年,正當港星雙方為了商標繼續在法庭糾纏之際,香港余仁生的形像,卻因余經鵬與解放軍的關係曝光,以及爆出余仁生產品含有受保護生物成份的指控而受到打擊。
 
同年,余經鵬倒戈相向,聯同有解放軍背景的『超橋公司』,企圖奪取香港余仁生的控制權。他要求董事局接納兩名解放軍的代表進入董事局,但被否決,他即與該兩位解放軍人士離場抗議。最後董事局決定解除他的職務。
 
這時余義明便成為拯救家族生意的白武士,他於1996年10月將「余仁生(香港)」和「余仁生國際」合併並私有化,星、馬、港三地家族生意自此「大一統」。余義明更當上余仁生集團行政總裁。

 
(上圖:余仁生集團行政總裁余義明)
 
"余義明無心插柳"
 
余義明表示,重返祖業只是無心插柳,是他始料不及的事。 
 
「爸爸(余經文)在我小時候已告訴我,做家族生意Don't think about it! (想也別想!)」 
 
「爸爸當時說:『我們家族那麼大,單是你(余義明)這一輩的堂兄弟姊妹已有七十多人,再加上叔父一輩還在管理,家族政治會好厲害。更重要的是我(余經文)不是長子,在祖父十三個兒子當中排第七,怎樣也輪不到你。』當時,

家族好多其他生意,如地產等,余仁生(中藥)只不過是很小的生意。所以爸爸叮囑我必須要建立自己的事業。」 
 
余義明雖然在香港出生,但一歲已隨家人移居新加坡,其後赴英國倫敦大學攻讀法律。
 
1971年畢業後,余加入虎豹集團負責公司的財務管理;之後涉足投資銀行、金融證券、電腦經銷、百貨零售等行業。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工作經驗全與中藥無關,甚至連中文也看不懂。 
 
直至1989年,余義明毅然將自己創辦的風險顧問公司讓給生意夥伴,加盟余仁生。
 
余義明指出余仁生一直没有好好發展的原因:「祖父將余仁生股份平均分給十三個兒子,每人只有約百分之六股權,根本沒有單一最大股東,業務 (因此) 一直發展平平。」
 
"余仁生的變身"
 
這位第四代掌門人坦言,他根本沒有光宗耀祖的觀念,重整祖業是相信中藥這一行前途無限。他強調,歷史悠久並無特別意義,重要的是它的品質保證和客戶信賴,是市場價值支撐歷史意義,否則128年只讓口中唸唸有詞而已。
 
所以余義明掌舵之後,即對余仁生徹底改革,1998年開始,便手更新產品的包裝、門市,甚至連沿用已久的商標,亦一併改掉。他從生產、物流、銷售到管理的各個方面,都進行西方的現代化企業管理模式,

而且也開始在高級管理層中聘用非家族成員的專業人士,淡化家族企業的色彩。
 
余義明於2000年將余仁生重新在新加坡上市。
 
為了開拓龐大的海外市場,增加中藥的認受性,余義明致力令產品標準化,並取得到大學和海外藥物管制當局的認可。例如余仁生與中大合作研究白鳳丸,證實其有效調節雌激素分泌。
 
2002年余仁生製藥中心獲澳洲藥品管理局頒發優良藥品生產作業規範(GMP)證書及香港品質保證局ISO9001:2000證書。
 
2004年11月余仁生於與香港科技園公司簽署協議,在元朗工業園建立面積達130,000平方呎的中藥GMP廠房。
 
余仁生最暢銷的中藥成品藥是它的瓶裝燕窩、保嬰丹和白鳳丸,不過目前它的成藥生產已經全部轉包給第三方廠家,只保留了余仁生的品牌。
 
此外它還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擁有超過90間零售中藥專賣店,並從事藥材批發業務,向歐美上千家西藥房供應其中藥產品。
 
該公司也在澳洲和新加坡設立了7間中西醫結合的私人診所,以及4家位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傳統中醫診所 。
 
余仁生近年更獲選香港十大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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